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有制为主体与市场经济的接轨，在财税、金融等领域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经济宏观体制框架的同时，构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从而实现两者相呼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心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别国的发展。 综合来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但对中国而言，仍具有很多有利条件。
这得益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大就是强，强在我们的综合成本优势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的，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这也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生产网络得到强化。事实证明，全面遏制、全面脱钩不可能实现。产业转移很正常，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此外，芯片迭代非常快，电子芯片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下一代技术可能是光子芯片，我国要加大对光子芯片等未来技术的投资。
2022年，中美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近7600亿美元，远高于2017年的5837亿美元。资本仍然愿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长期投资，是给中国经济投下了肯定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如何进一步平衡效率与公平，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党更加关注的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目标任务，也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要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也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必须做到二者统筹兼顾、有机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困，成为党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
为此，应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从农村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并全面铺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鉴于社会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局面，中央制定了工业化发展目标，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将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效率与公平更加平衡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就可能出乱子。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党采取统包统分的就业政策，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保障职工权益，城镇登记失业率从1950年的21%迅速下降到1957年的6%以下，对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发挥积极作用。提高效率成为时代要求。
与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第六，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在城市，以放权让利为主的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将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职工劳动成果挂钩，将奖金与企业利润留成挂钩，使企业在劳动用工、利润分配等方面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有效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同时面临着重构社会秩序与推进经济生产的双重任务。为此，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保障。为此，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通过以公平促效率的方式，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党对实现社会公平的努力也从未停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一大二公的体制，将农民的权、责、利结合起来，将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农业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
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我国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公平促效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剥削阶级手中，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剔除因基数低导致的2021年的8.1%的增速。
可见，对应于2022年的3%， 2023年GDP增速目标即便定在6%，政府也已经留足了余量。我个人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然，货币政策也有进一步宽松的余地。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消费需求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2年的中国GDP平均增速为4.5%。但无论如何，仅依据一、两个月CPI环比数据不足以对物价变动趋势做出明确判断。
增加消费对弥补总需求不足具有重要作用。2022年初中国政府大概是以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四年的GDP的平均数增速为依据，把2022年GDP增速目标定为5%-5.5%之间的。
既然已经明确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 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7%，环比下降0.3%，1-3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3%。
例如，出口退税是许多地方政府刺激出口的主要办法。事实上，中国PPI同比自2012年3月起54个月、自2019年1月起17个月（有一个月的间断）连续负增长。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利息率上升，则央行可以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压低利息率，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在过去十年多年中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或经济增速一直低于潜在经济增速。
在同一个时期，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市场为回报率低、没有现金流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提供融资。
其主要根据是，在过去十余年，中国的CPI增速平均低于2%，PPI在大部分年份中处于负增长状态。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5万亿元。
我认为，不谈其他领域的问题，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导致2023年中国经济表现弱于市场预期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够。与此相对比，投资不仅能扩大总需求，而且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
